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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灾难,作家何为?新冠疫情下读《白雪乌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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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迟子建的长篇小说《白雪乌鸦》,写的是距今110年前的1910年秋天,在冰城哈尔滨傅家甸地区发生的一场旷世劫难——鼠疫大流行。两个在西伯利亚地区捕猎旱獭(土拨鼠)的华工,首先感染。两人居住的一间简陋的旅馆里,病毒借助两具虚弱的病体疯狂滋生;接连不断的人传人,最终导致鼠疫横行,夺走六万余人生命。仅傅家甸地区,整个鼠疫流行期间就有5600余人毙命,占当地总人口三分之一。

这是一串惊心动魄的数字。冰冷的数字被有心的作家用强悍的文学想象激活,笔端流泻出一派活灵活现的晚清东北风俗。客居哈尔滨多年的迟子建,以史家的忠实与诚恳,上穷碧落下黄泉,坐足冷板凳,在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和旧新闻报纸的基础上,提笔构建了一个血肉丰满的“纸上傅家甸。”小说初版于2010年,像是鼠疫的百年之祭;十年后时至近日,小说再版,遭遇肆虐全国乃至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,好一个时间的百转千回。作家多年前的秉笔实录与恰当虚构,那些清晰准确的文字,那些可触可摸可嗅的画面,与此番疫情下的众生相,何其相似乃尔;书本里的人物和情节,与滚动播报的朋友圈、及时更新的新闻报道,整体如出一撤。

当然,不加修饰和过滤,直接爬梳历史、摹写现实,富有创造力的小说家是不愿为之的。只有经过虚构和想象的蒸馏,历史的资料、现实的素材才能进行化合反应,释放出质变的能量,从而臻于艺术的醇美之境。做到这个程度,考验的是作家的文本结构能力。《白雪乌鸦》里,迟子建有意无意塑造了三组对立关系,看似左右矛盾,各占事物两极;实则你我融通,就像圆的接榫,浑然完整无间隙。

第一组对立是贫富。毫无疑问,社会分化与阶层差距任何时代都会被集体讨论。《白雪乌鸦》里,迟子建用笔分隔出两个贫富对立的世界。时光回到1910年的哈尔滨。中东铁路刚刚兴起,这条铁路的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勾连交通,而是隐藏了俄国人经略远东的国际战略野心。铁路与松花江的交汇处即是哈尔滨,要冲地位赋予了哈尔滨得天独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。

有资料记载,1902年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,有27.4%投向哈尔滨,东方巴黎上海仅占到14%。到1903年,一座近现代商业城市雏形已在哈尔滨形成。哈尔滨成为国际性商埠后,先后有33个国家的16万余侨民汇集,16个国家在此设领事馆。宽敞的中央大街和城市广场,庞大的铁路管理综合楼,配套的医院、学校和住宅,还有中央供热和排水管道,哈尔滨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谓引领彼时欧洲文明之先。随之建起的西式建筑也蔚为大观。铺排在街道边的教堂和剧院,上演着虔诚的祷告和精致的西洋戏;鳞次栉比的商铺客店,售卖着来自俄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时髦尖货。一切物质与精神,珠光宝气和高端体验,哈尔滨像是个吞吐万物的巨兽,都能在它肚子里觅得。小说男主人公王春申暗恋的俄罗斯女演员谢尼科娃,当时全家居住在哈尔滨埠头区(今道里区),享受着这番华贵的生活。

转眼去看傅家甸呢?这里充满了世俗与平民的气息,是《白雪乌鸦》主要故事发生地和人物主要活动地。1910年的傅家甸,居住着两万多居民,主要是贫穷劳工。他们大多是来自山东、直隶闯关东的农民。办客栈货摊、开烧锅(酿酒作坊)食肆、行医卖药、给牲口挂掌……操持着五行八作于此汲汲营营,穷山恶水里艰难讨生存。迟子建把伧俗的贩夫走卒们,请到舞台中央聚光灯下,以灰暗的小人物为钉卯,撑起一张牢固不破的城市底层人物关系网,绘出一幅纤毫毕现的傅家甸民情风俗画。男主人公王春申驾着从道台府衙里出青的马,拉车从傅家甸出发,接送谢尼科娃,车行一路,即是一次明亮与黯淡的鲜明对照。王春申家经营的小旅馆,也是疫情的策源地。疫情由傅家甸点燃,蔓延至整个哈尔滨,后沿铁路由北向南传播,遍及东北,传至关外直隶、山东、天津、湖北等省份,成为威胁整个近代中国的大疫情。

事实上,平民的生活褶皱里,掩藏着大量具体可感的历史细节。一斤猪肉价格多少,一家人裁衣费几匹布料,一趟车马路途几里,酿一缸酒耗费几斤粮食……信息虽然琐屑,庙堂里的史官或许不会正眼瞧,但在沸腾的民间江湖,它们携带着凡人的体温和情感,某种程度上成为历史洪流的绝佳注脚和细微见证。迟子建像个考据家,在泛黄的故纸堆里搜肠刮肚,巨细靡遗,再活化到小说叙述,为文本建构了深厚的物质生活基础,和坚实的阅读质地。

《白雪乌鸦》里,有一个作家着墨不多、但令人印象深刻的配角人物——粮店老板纪永和。此人猥琐吝啬,囤积居奇,故意守粮仓压粮食不卖,干等疫情规模扩大好坐地起价。结果机关算尽,没等发财,自己却感染误了卿卿性命,死前手里还紧攥着几颗不愿卖的红豆粒。镜头闪回百十年后,口罩成了硬通货。医院红灯告急,各地全网全店脱销,工厂加班加点马力全开,市民彻夜排队。危急之中却还有狗苟蝇营之辈,故意抬价,用口罩作牟利的砝码。硝烟漫至学术圈,两派经济学者站出论辩,有的高喊“发国难财”有理,价格是市场的唯一信号和准绳;有的恪守底线,赚钱也要分时分地,讲伦理保底线。“纪永和”跳出书本回魂到当代,模样一点没变。

第二组对立是新旧。人类冲突究根结底分两类: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,又以观念冲突最明显。观念指导行为,泾渭分明的新旧观念分别影响人做出千变万化的行为,背后实则是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的对立。

《白雪乌鸦》里一个特别精彩章节叫“过阴”,单独从书中拎出,描写也十分敦实和生动。鼠疫袭来,猫有猫道狗有狗道:有的放血,有的针灸,有的刮痧,有的不食五谷静心打坐。奇幻的是,傅家甸地区有一个狐仙附身的神婆周于氏,在她灵魂出窍之际,跪下听她念叨自己前世今生的过失,只要心诚悔过,就能免于鼠疫侵袭。疫情期间,有如神助的周于氏把半个傅家甸的香火都聚拢过来。如果说百十年前的国人还痴迷于利用奇技淫巧来克服病痛,加之风行东北大地千百年的萨满信仰,从来迷信预言解梦、遨游太虚,傅家甸人的行为还情有可原。百十年后各种反科学、反现代、反常识的谣言依旧漫天飞舞,三人成虎,那么值得反思的是时至今日,弘扬科学理性的现代文明观念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。

多喝单枞茶、多吃草莓、燃放烟花、蜂针疗法、红糖和姜葱蒜熬水、老母猪下崽后突然开口说话称天亮前吃鸡蛋防肺炎……疫情期间的谣言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,争奇斗艳,有的简直令人出离愤怒。更有甚者,因为一条新闻,双黄连口服液全网瞬间秒空,众人不顾隔离要求实体药店门口彻夜排起买药长队。对照百十年前的傅家甸,沐浴着工业化和高科技光辉的现代人,从底层逻辑反观,又进步了多少?事实上,病毒与谣言同卵双生,互为彼此提供给养,提供传播渠道。不靠谱的养生谣言、食补观念早就大举侵占朋友圈、微信群。已有研究表明,此次疫情传播度的中间宿主是穿山甲,与导致“非典”的果子狸同病相怜。疫情在特殊时期充当了高光的放大器,把各类怪诞行径、前现代观念照得更亮。

生养迟子建的大兴安岭北极村,山高地远,树木参天,一下雪便晶莹剔透如童话世界。特殊成长环境对作家心灵的哺育,令迟子建的文学禀赋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,天生带有“万物有灵”的泛神论色彩。人对天地生灵崇拜和敬畏久了,自然会为事情的因果关系蒙上超验的解释。迟子建在创作之余,也一直倾心收集东北民间的神话传说、乡野秘史、民俗故事。这股神秘的力量灌注在作品里,会发酵成作家独一无二的辨识度,文学的个性和生命力也由此建立和彰显。但文学毕竟是情感表达,面对疫病和生死,所有人还是需要相信权威专家理性的判断,科学的防治策略。

《白雪乌鸦》里,鼠疫最终并没被周于氏的“过阴”消灭。清廷当请来留英归国的热带病学专家伍连德博士,担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。他当机立断,封锁傅家甸,切断铁路线,设置隔离区,全民戴口罩,全城消毒杀菌。最后一把熊熊烈火,焚尽郊外胡乱埋葬的病人尸体。这些冷血无情的铁面举措,极大挑战了当时国民的生死观、医疗观、生活观,也极大震撼了晚晴朝堂。但胜利终究还是要靠科学来抵达,伍连德最终刹住了鼠疫蔓延的脚步。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缔造者。迟子建对待生命也是仁爱的,她下笔描写伍连德,笔锋刚柔并济,态度果断决绝。她读懂了伍连德的抉择与抛弃,识得伍连德的功勋对彼时的哈尔滨人是多么生死攸关——托付医者仁心,捍卫国士尊严。

第三组对立是生死。生死是永恒大哉问。对于习染儒家文化的汉民族而言,孔夫子回答学生子路的一句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,直接将认知死亡踢出了人生课堂。迟子建对死亡的处理颇具匠心。《白雪乌鸦》里,女主人公于晴秀可爱的儿子喜岁在鼠疫中丧生,但迟子建为她安排怀二胎,取名还是喜岁。疫情结束,店铺重新开张,人们摘下口罩,继续喝酒、吃肉、劳动,傅家甸重归往日生机。小喜岁慢慢成长,他对劫难没有记忆,他活在新世界的阳光里。面对死亡,迟子建提供的带着无限希望的回答,消解了生死对立,赋予死亡新生的意义。

此次疫情,我们看到太多悲痛欲绝的场面,它们被亲历者的自述文字、手机里的短视频记录。湖北电影制片厂常凯导演一家四口病逝,治疗一线的护士长蔡利萍穿着防护服痛哭追赶丈夫的殡葬车,爷爷死于家中七岁孙子为其盖被守护……这些真实的痛切、悲悯和无助,相信任何作家的虚构之笔都很书写万一。但也有这样的画面:据媒体报道,从1月23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到3月11日,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安全迎来3200多个小生命,占疫情期间武汉市新生儿总数的30%。他们不但实现了胎儿存活率百分之百,还实现了新生儿零感染。他们和小喜岁一样,也将对劫难没有记忆,活在新世界的春光里。

巴尔扎克说过,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迟子建的作品大多干净、轻盈、通透,灵气十足,《白雪乌鸦》算是比较沉重的一部。作家带着为生民立命的决心,贴着历史一点点勾描,一笔笔铺陈,记录下城市如何直面灾难而新生,终成一部历史大书。人类与病毒搏斗的过程,也是人类进化与迭代的过程。这个过程里有着丰富的矿藏,等待作家去发掘和勘探。面对历史,尤其是灾难,作家何为?迟子建的书写或许提供了一种参照。置于今日疫情下考量,虽不是黄钟大吕,振聋发聩,但灾难里文学这声轻柔的呢喃,依然具有预示和警醒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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